今年1月初，我随陕西省文联的同志去陕北的延川县开会。这个县的梁家河村，是习近平总书记1969 年起曾经插队7 年的地方；同时，也是作家路遥的故乡，所以对我有极强的吸引力。可让我心情难以平静的，还是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了一次陕北秧歌的壮观与热烈。
说实话，陕北人闹秧歌是什么样儿，我过去是想得太简单了。因为解放初的时候，我虽仅5岁，但我目睹过家乡人们庆祝共和国诞生的秧歌舞蹈队，它在我的头脑里还是记忆犹新的。这几年，生活在关中西府地区，见得关中的锣鼓社火表演，渐渐对秧歌也就淡忘了。一次，我读作家刘成章的一篇散文，才知陕北闹秧歌与我的印象是不同的。那天，我们会议人员到达延川县，天已黑了，加之天上又落着小雨，同志们大都饿了，下车后即洗尘吃饭休息。第二天，省文联的同志告诉我们，昨天晚上，延川县本是要用秧歌迎接我们会议人员的，只因为小雨，才改到今天晚上。天未黑，我果见延川县的街道上，有两辆卡车的车厢里站着头顶系着羊肚手巾的汉子——陕北的汉子很是彪悍，一个个黝黑脸盘，一身白色布衣，上身的布衫外边套一件羊皮坎肩，有的还腰束红绸。车下，便有秧歌队的男女云集了。这时，赶来看秧歌的人也非常多，男女老幼，像过新年一样涌向县城唯一的中心广场。我的心情便也激动起来，很想一睹陕北秧歌的风采。天黑，广场的工作人员开始扩场。让我始料不及的是，如今，还有这么多人对这一艺术表演形式这么着迷。锣鼓骤响之间，延川县贺家村的秧歌队，紧随一辆卡车走进广场。卡车上锣鼓伴奏，贺家村秧歌队的男女分成两列，男的手里均打着花伞，伞顶是镂空的，彩色的，伞边儿流苏垂垂；女的身着一身绿，腰束红绸，出水芙蓉似的窈窈窕窕，两只手里均拿着红绿绸伞。这两支男女秧歌队，就在广场内扭了。令我惊奇的是，他们扭秧歌的脚步跨的特大，两手肘部上下摆动的幅度极宽，男子手中的花伞，在空中随着身体手臂的晃动上下摇晃，好像要戳上天去，又一个下扎，空中便飞起只只花团。女子们手中的彩色绸伞，如飞蝶翩翩，在一个个俊俏的脸儿前边忽隐忽现。停在一边卡车上锣鼓的节奏，时紧时慢，把个秧歌队调动得欢快热烈。秧歌队先走圆场，接着就走成“五角星”，一时又扭成“8”字交叉，不断变化图形花样。当地的同志告诉我，这时，如果你从高楼上下俯，即会看出秧歌队扭出怎么一个图形。跟在秧歌队后面的花棍队，全是青年人，他们手中的花棍是用木棍制作的，较粗，两端系有铃铛，青年们打花棍时，真乃全身运动，粗粗的木棍在双肩上敲，在两条大腿上边敲，在臂部敲，在两个小腿肚和脚掌上敲。随着花棍的敲击，互打，身体就旋转成一个螺旋，飞出一股风来，铃铛“铃铃”响。那个热烈，那个遒劲，可就别提多么让人高兴了。这时的秧歌花棍，让人感觉不是在扭，不是在做样子，而简直成了一项体育运动。秧歌队后边还有骑小毛驴的，赶其他牲灵的，跑旱船的，亦有肩头挑着牛羊皮袄走西口的。其中几位扭者凭脸型猜测想肯定是花甲之上的人了，可他们那个认真，那个满足劲，那个一丝不苟，真似大闺女做嫁妆般的精心、负责。有一个人吹着口哨在指挥队伍，还有一个汉子跳进广场中心，在拖着长腔吼唱信天游，两人的双臂同报揽月状。花样在队形和扭者身上不断翻新。
贺家村的秧歌队未了，延川县教育局的秧歌队又进场了。这支秧歌队，少了农村的土气和粗犷，但多了高雅和迤逦，表演的队形更多更长。相同的是他们的脚步踏着鼓点跨度很大，很有点儿“天地唯我独乐”之气势，带着某种体育运动中的欢畅与争夺。秧歌队每个人的脚上登着白舞鞋，鞋头红缨飞散，随着红缨飞散，随着那欢快的鼓点，脚下就搅成了一串相连的花朵。教育局的秧歌队大概是以青年教师和学生为主了，男子同样身穿白布衣，上边外罩一件羊皮坎肩，有的则是腰束红绸；女子身穿一身绿或一身红，手执丸扇，或是手中拿着其他物儿，跳得花样新颖而不俗。秧歌队的热烈、欢快、同观众喜欢的心情结合。我兴奋之至，我流落泪了。啊，陕北的黄土高原，孕育了陕北人的彪悍和无羁，也孕育了这里群众舞蹈（即秧歌）的大度和独特。看了这，又回想到关中的锣鼓社火，便觉得其中少了一些什么。
深夜归宿，我们会议上的同志，仍处在激动和谈论中，我们觉得陕北的秧歌给人以强烈冲击，有大跨大越的人生之力。在许多艺术表演企图以雕凿细小吸引人的今天，陕北秧歌的诱人很能发人深思。